孟子:浩然大丈夫
加入时间:2017-1-9

    孟子在《尽心》(上)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待文王而后兴者,凡民也;若夫豪杰之士,虽无文王犹兴!”——翻译成现代语则是:要等到有文王这样的圣君出来支持才能成就事业的人,是平庸的人;至于真正的英雄豪杰,即使在没有圣君的时代,也能做出伟大的事业!

    我很惊讶于这样的话出现在孟子的作品中,我认为,这与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名言一起,标志着孟子政治思想的光辉顶点。伟大的人民能管理好自己,他们不需要圣贤与帝王的安排!这与著名的《国际歌》是一脉相通的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!”

    孟子的这种大丈夫人格,也是时代的赐予。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,也只有那个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。随着专制渐深,能生长的便多是一些“无人知道的小草”了,满足于“大地把我拥抱,太阳把我照耀”。

    时乎?势乎?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。

    朱元璋年轻时不读书,只杀人。等到杀上王位,才开始读书。一读,才知道在孔庙里配享孔子、受后人祭拜的孟夫子,原来对权势是如此大不敬!这位专制魔王大动肝火,他破口大骂:“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,他能免于一死吗?”

    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头刀伸向先秦,去砍杀孟子。他可能还在他阴森森的宫殿中谋算过,要学伍子胥去掘坟鞭尸呢;至少他是把孟子从孔庙里赶出来了,把孟子的书删节了。我在六百年后仍能听到朱皇帝咬牙凿凿,仍能看到他眼中邪火闪闪;但反过来看,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,肯定是好文章!

    孟子是“亚圣”。从学问渊源上讲,他算是孔子的嫡传。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门下,而子思又受业于对孔子思想“独得其宗”的曾子,这就显示了孟子的正统地位。这个正统地位,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。

    但是,孟子的“亚圣”地位不是靠嫡统,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巨大贡献。可以这样说,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,要数孟轲先生最有斗志,有干劲,有热血,有脊梁,而又最无私心,无渣滓心,无势利心。一句话,最无“小”心。

    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,至少有以下三点——

    第一,他把孔子的“仁”发展到“义”。孔子谈“仁”也谈“义”,孟子谈“义”也谈“仁”,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。孔子重“仁”,孟子重“义”,所以孔曰“成仁”,孟曰“取义”,孔子讲“杀身成仁”,孟子讲“舍生取义”。“仁”“义”的区别在哪里?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,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。孟子进行过区分,他说:“仁者,人心也;义者,人路也。”——“仁”是人的内心修养,“义”是人所遵循的正道。孟子又说:“仁,人之安宅也;义,人之正路也。”——“仁”是人安身立命之所,“义”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。

    孟子把孔子的“仁”发展为“义”,表明他更注重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评价,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,施及于人,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——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无从知道,也无须知道,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,只要他的外在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即可。所以,“义者,宜也。”——“义”就是行为适当。孟子的“义”比孔子的“仁”更具体可行,更具有操作性。

    有一次,齐宣王坐在朝堂上,看到一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,这头牛一边走一边发抖。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,用牛血去衅钟。宣王看着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,就下令放了这头牛,另外换一只羊去衅钟。这件事让孟子知道了,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——连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,为了把这块王料子雕琢成器,孟子教导他说,光有内在隐藏不露的“仁心”是不够的,只有把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,推恩于天下,才能真正有益于百姓。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:“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”,乃是“不为”,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“义”。

    第二,孟子不仅把孔子的“仁”从道德角度发展为“义”,还从政治角度将之发展为“仁政”,也就是他的“王道”。孔子也讲过“仁政”,但其内涵没有详细说明,显得空洞而浮泛,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,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。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,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,完成了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,学者成为政治幕僚,孟子也就自封为“王者师”。

    孟子这套理论,使得学统、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,合二而一,从而“学”与“仕”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,“学而优则仕”变成了“直通车”,“士”变“士大夫”也成顺理成章之事。当然,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,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——孟子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,必然与专制政治“狼狈为奸”、贻害无穷。

    孟子的政治构想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: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,因此就有了仁心的苗子,把这仁心加以扶植,且使之枝繁叶茂,这便是“修身”了;然后用这光辉的自身作样板“刑于寡妻”(给妻子做道德示范)便是“齐家”;“以御于家邦”(以此治理国家)便是“治国”;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,行王道自然“天下莫之能御”(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),从此也就“平天下”了。孟子这套政治理论的幼稚之处在于,他的严密逻辑之中有一环错了,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环:如果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,并且君主们都能不失其善的苗子,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“相斫”时还能扶植这棵善苗,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,那么,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就将土崩瓦解。——在孟子这棵政治大树上,不知吊死过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,直到“五四”之后,以蔡元培、李大钊和胡适等十六人为代表的知识界,还提倡过“好人政府主义”呢。

    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就是“性善论”。孔子不愿意谈人性,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。《论语》中只是模糊地提到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,只是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,有共同的人性,并未做善恶之分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讲,孟子道性善,荀子言性恶,都与孔子不矛盾。但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哲学、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,后来程朱等人也是明白人,他们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,并以此认为荀子已经失去儒家的根本,就是知道在性善论上不能做丝毫让步,因为这一步让出去,儒家就没有了立锥之地。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,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也没能证明“人性善”,无论是生活在古代书斋里的程朱老儒,还是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,也无论时代进化到了哪里,他们也还是不能证明“性善论”。

    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,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,能想到的都想到了,能利用的都利用了,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新儒家,也提不出什么新东西,只剩一些空洞的欢呼。——我想,人性问题,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,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。这极有可能是孔子都意识到的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。它不属于理性范畴,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。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,我们认为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,同时,我们还可能举出许多相反的经验。比如孟子用“恻隐之心”来证明人性本善,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。我们每人几乎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,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;但我们是否也普遍地具有“小人之心”的经验呢?如同孟子所说,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,一个小孩将落井,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;但另一方面,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和感情呢?比如妒嫉、幸灾乐祸、你争我夺等。

    既然不能证明人性本善,我们就不能认同孟子的政治构想。当我们认定性善,撤去一切对权力的自我防范,把一切都交给一个“圣明”的皇帝,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,有多少庸君、昏君、暴君,甚至荒诞之君,就有多少凄惨的结局。

    孟子伦理政治构架有逻辑缺陷,但这并不影响孟子作为个体具备“浩然之气”的人格光辉。

    这决定于孟子在价值层面的选择。对照本文开头所引《尽心》(上)里的句子,我们可以看到:孟子一方面制造政治权势,一方面也蔑视政治权势。

    孟子“性善”、“养气”、“仁义”,在与君主的关系上,有着十足的“大丈夫”气。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,“以道自任”,“不治而议论”——也就是保持文化批判的权利、自由与视角,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。孟子说过“大德者不官不王”,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庄严宣言。

    齐宣王是孟子最好的对话者。孟子在稷下学宫“好辩”的名声太大,而且辩论风度极差,辩不过就骂人,如说杨墨“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”,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。这时齐宣王派人来请他去聊聊,应该是雪中送炭,孟子偏偏还摆架子,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,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,让齐宣王来见他。孟子还糊弄了一个理念根据,说受人尊重有三点:年纪大,学问深,地位高;齐宣王只占了“地位高”一条,而我孟子占了其余两条,二比一,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。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,齐宣王位高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,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,也是理想的“道”与“势”的关系,我们从孟子那里见到了。

    孔子是“畏大人”的,而孟子则越是在“大人”面前,越是昂藏一大丈夫。——也只有在如此伟大的“民”面前,“君”才会轻。

    在先秦散文大家中,数孟子和庄子最为偏激,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。与偏激的人聊天较有趣味,与公允之状可掬的人打交道则乏味透顶。读文章也如此。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庄子有大癖,所以他的文章中有大深情,深不可测;孟子有大疵,所以他的文章有天真气,真气淋漓。

    自诩孔孟传人的程颐对孟子本是敏感的,但由于人格萎缩,他刚说出“孟子有些英气”,随即又说“才有英气,便有圭角”,“英气甚害事”,让人无尽悲哀。——孟子有英气,英气勃发,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;孟子有圭角,凛然难犯,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,无一丝邪媚之态: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!(鲍鹏山 来源:中国青年报 2017年01月06日 04 版)